作者：胡延平

经济从下行通道改出、对实体经济最有力的赋能、亿万市场主体的活力等都将主要来自新IT、数字化。

今天看到这条消息：我国数字经济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日前印发颁布，心情不亚于一个球迷历经百转千回之后的欢欣泪水。想起20年前出版，我本人主笔、主编的“数字蓝皮书”丛书，感觉颇为复杂。

“数字蓝皮书”并非“数字经济”在中国的提出者，数字经济概念本身系Digital Economy从国外翻译而来。但2001年前后写作2002年出版的“数字蓝皮书”，是中国国内第一次对数字经济进行全面观察、本土实证、系统立论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四本书，《第四种力量》、《第二次现代化》、《跨越数字鸿沟》、《数字红利》等四本构成，分别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篇、经济篇、社会篇与中国机遇篇，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前三本，《数字红利》因为时机不成熟一直搁置。数字蓝皮书的贡献是：第二次现代化、新四化、数字生态等概念系国内第一次提出，数字鸿沟方面也是国内第一本专著；数字蓝皮书的另一个立论是从改革、创新、竞争、发展等更广阔的范围重新定义了IT产业和传统经济之间的整体关系——数字经济与数字生态，并且将其作为一种新的大历史周期的经济形态而不只是相关产业经济来进行生态化研究；数字蓝皮书也重新定义了IT产业的内涵外延、体系结构，探索其创新演进方向，系统预见了数字经济的中国机遇，很多判断已经成为今天的事实。

2002年出版的“数字蓝皮书”出版在信息产业十五规划拟定之际，书中也附录了十五规划的内容。一转眼已经20年过去，现在已经到了十四五规划颁布实施阶段。时间跨度大有跨度大的好处。有时候我们如果从比较大的时间跨度去看一件事情，往往会有意外收获。看看20年前的形态、样貌、思想，再看看20年后的今天，在分析预见20年后的未来世界之余，思维深处时空共振，通常会有新的思考和发现。20年后我在读“数字蓝皮书”这篇自序的时候是这种感觉，因此将这篇序言发在这里，希望对所有读它的人、对数字经济的探索与发展也会有同样的有益作用。文中个别今天看起来比较偏颇的观点，不代表当前的看法，敬请切莫误读。

对于下一个20年，我相信9个方面的事情会发生，或者说9点预判，仅供探讨：

1.宏观经济从下行通道改出的关键之一在于各行各业全面加速数字化；

2.对中国经济最有力的持续赋能也将来自于全面数字化，关键增长/增量将来自数字产业及相关领域；

3.亿万市场主体/企业/产业的成本效率、发展活力、创新成长和海内外市场竞争力，主要来自于技术驱动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

4.经过下一个五年、下一个20年，数字技术相关新IT产业将成为助力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底座；

5.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双碳战略、生态文明等几乎所有重大目标的如期实现都与数字产业/数字化紧密关联；

6.作为支撑数字中国由大到强创新发展的助推引擎，数字产业、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也将在发展中被创新演化重新定义；

7.产业门类趋于齐全，内外两个循环能力，产业内上中下游之间的产业链循环也日趋成型，大企业的供应链采购、市场导入、全球辐射、产业基石作用对于产业链循环、带动产业中下游发展至为关键；

8.数字生态剧烈变迁，数字产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持续重构，从矛盾冲突的阵痛期走向深度共生的融合期；

9.数智化是数字化的下一步，数智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下一步，但“智”并非只是人工智能之“智”。

具体技术产品服务、产业体系结构、创新热点难点、相关案例分析，详见我近期其它专题《第四产业，新视角下的中国家底：这组阵容意味着什么》、《2022年的18个可能》、《卫星互联网2022：这11件可能发生的事，将决定谁会被挤出局》等。

以下是“数字蓝皮书”自序：

《变迁途中的数字经济生态》

——“数字蓝皮书”丛书序言

主笔/主编 胡延平

2001年11月15日，太平洋岛国图瓦卢的领导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国民对抗海平面上升的努力已告失败，将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园。此前，澳大利亚拒绝了图瓦卢1.1万国民的集体移名要求，最后时刻新西兰伸出了援助之手，举国搬迁从2002年开始。图瓦卢，一个温室效应的受害者，成为全球第一个因为海平面上升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地球政策研究所的报告警告说，幸好有地缘及历史关系密切的新西兰出面帮助，图瓦卢国民才有了一线生机，但是未来如何处理有20多万人口的马尔代夫以及其他面临类似困难的国家，还是个难题。

环境科学工作者一再预警的温室效应，终于有了第一个活生生的“国家案例”。在此意义上，2001年11月15日，是值得全体地球人关注的一个灾难里程碑。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开放、复杂、平衡不断被打破的多元系统。所有的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促动、相互依存、相互吞噬。永不宁静的地壳运动和大气风暴，不断改写着这个生命星球的漫长变迁，图卢瓦的消失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

只不过和以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主导环境恶化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类文明的狂飙突进和愚昧疯狂。愈是开放和急剧变革的不稳定系统，愈是容易发生紊乱和崩溃。因此，21世纪既是狂飙突进的世纪，也是愚昧疯狂的险恶世纪。

自然环境如此，社会环境更是如此。人类生命、民族国家、文明文化，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和威胁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要猛烈，都要生死攸关。没有人能够独立于生态系统之外。经济全球化、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信息、生物技术的飞速发展打破了包括国际竞争、地缘政治在内的原有各种平衡，而新的平衡尚在建立之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面临产业变迁、经济发展、文明复兴、国际竞争等多重历史难题的国家来说，我们面临的形势尤其严峻。这种严峻，不仅仅在于“发展”带来的挑战，更在于对发展、成长的认知和判断。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在融入国际社会、建立现代社会的路途当中，文化价值体系、社会发展目标体系、经济产业运行体系、宏观政策决策体系等各个方面，不过分的讲某些阶段会处于的混沌状态。这种混沌，并非是急剧变革的不适应症候，而是系统本身不断重构、内部关系紊乱以及与外部系统不能够非常有机的融为一体的结果。转型和发展进入“摊牌阶段”，不仅有各种各样或明或暗的观念、主张、学派在激烈争执、莫衷一是，许多宏观决策也经常陷入进退失据、举棋不定、预放还收的尴尬境地。2002年前后，我们从经济领域的国有股减持迷局、银行金融体系问题、国企真正脱困乏术、产权改革无力深入、积极货币政策日益捉襟见肘、传媒市场化阻力，以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节节被动等方面，能够非常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混沌和迷茫。有学者一语道破实质：外部关系等方面之所以一再被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格局以及国际关系走向研判得非常不够，在这样一个粗疏、落后的基础上很难谈得到什么应对方略。因此，所谓外部处境只是中国作为世界一分子的生存现状的一个折射。

2002年前后，加入WTO、西部开发以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被认为是21世纪初期三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战略国策。但是，客观而言，加入WTO、西部开发以及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三大方略，目前都还处在不同程度的模糊操作状态，尤其是中观执行层面与微观市场运行层面，很多问题还处在探索地带。类似的感受不仅存在于学术、产业界。系统认知和战略研判的缺失，源自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惯性留存和思维烙印，这一切最终又导致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投资低效等，很多问题到最后并没有真正解决。

2001年12月中旬，在笔者组织的“信息化如何带动工业化高层研讨会”上，一位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讲话非常典型的指出了这方面的问题，原话摘录如此：“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个战略自从被正式提出以后，到写入重要文件，到写入十五规划，应当讲已经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坐在这里继续探讨如何实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是问题所在。经过20世纪后十年，信息技术为发达国家带来了经济的腾飞，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我们乃至全球都看到了信息化的机遇，看到了信息技术这一项革命性技术，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对工业化进程所创造的无穷、巨大的生产力。而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目前对信息化、对信息技术的认识还比较局限、比较感性；感觉到它的成功，看到人家的成功，便提出我们如何借助信息技术来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发展。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的后面，我们缺乏的是战略的体系。它是一面旗帜，是在多少场合被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它是一个重要的口号，现在世人皆知，无处不谈。但是，这个口号后面是什么？行动是什么？宏观的战略体系是什么？中观的操作体系是什么？微观的市场运行体系是什么？”

记得在1999年10月，笔者在主持召开《知本家风暴与风暴中的知本家——中关村改制与中国知识经济问题研讨会》之后，曾经发表了一篇题为《知识：第四种力量》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笔者所表达的意思是：在权力、市场、资本之外，知识将成为支配中国社会资源流向、财富分配的第四种决定性力量，当时所谓的知识，其实就是基于信息技术扩散带来的信息扩散、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此后，笔者也从社会经济三要素信息流、资本流、物流之间关系的角度，剖析了信息技术与信息流之间的关系，信息流与知识系统之间的关系，以及信息流、知识系统与物流、资本流之间的关系。我的观点是：技术的进步使得信息流与物流、资本流之间的匹配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而且不断趋于相对的对称，作为信息流一部分的人类社会知识系统的创新、发展能力也得到空前的提高，生产效率、生产力的改善和提高从根本上讲即来自于这种匹配、对称和创新。从根本上讲，信息流对资本流、物流是一种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而信息技术的发展、普及和应用大大提高了信息流的这种支配能力以及知识系统的驱动能力。所以，我们才会说信息技术的应用，对信息知识占有的多与少以及知识创新能力的高与低，将会从根本上决定个人、企业、产业、经济的发展与竞争能力。2000年10月，笔者在主持召开国内第一次“跨越数字鸿沟高层研讨会”前后，曾经发表《跨越数字鸿沟、消解数字冲突》、《1990-2000，失去的10年》、《中国能否跨越数字鸿沟》等三篇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新四化。笔者认为，传统的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的提法不仅不能反映6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第二次现代化的内涵与外延。现代化从根上讲即包含生产力的提升，也包括产业形态的变化、产业关系的调整，是经济形态的历史性变迁。

所有这些分析是从不同角度切入、不同方面展开的，但是实质上触及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产业、经济之间的整体与局部关系，都正在而且必须因为信息技术、知识系统的不断创新而不断重构。只不过第四种力量一说更多是从社会学角度，信息流一说更多是从经济学角度，而新四化一说则是从发展范式的代际变迁角度展开。

回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这一主题，目前来看，我们对于信息技术大于对信息产业的认识，对信息产业的认识大于对信息化的认识，对信息化的认识大于对数字经济的认识。即使简单从“应用”而不是“创新的土壤”层面来看，其后果也不仅仅在于各级决策层、行业领导机构、学术界以及媒体舆论的理解不同、众说不一。在前期落实、实施阶段，我们已经看到盲目上马、投资浪费等一些问题。甚至在一些地方，发展信息产业与推进信息化被混为一谈，信息产业发展面临重蹈国民经济其他领域一再出现过的重复建设的状况。此外，有些领域还没有真正当作产业来看，更没有当作大信息产业、知识产业的核心产业来看。市场化力度小，不能够适应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我们所看到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被简单理解为投资上马软硬件项目、行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用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替代信息、知识、管理系统的生态发展和社会创新。不能说是混淆概念，但肯定可以说至少是典型的工具思维，没有看到创新源泉所在，抓不住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

一项重大决策，如果它牵扯到数万亿元人民币由相关方面主导的巨额投资，如果它关系到经济发展、产业进步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似乎应该更严谨扎实一些。

“中关村发展与中国知识经济问题研讨会”以及两次“跨越数字鸿沟高层年会”之后，笔者于2001年年底又主持召开了“信息化如何带动工业化高层研讨会”。虽然角度不同，但是背后的目的、指向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研究、求解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发展过程中的政策、资本、产业、技术等问题，探讨、构建它们之间的新型协同关系，促进信息技术、信息产业、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努力及其所积淀的一些思路，在“信息化如何带动工业化高层研讨会”的研讨主题里面有所反映。信息化如何带动工业化这一主题，实际上浓缩了几乎所有信息产业内外人士多年来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中国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发展，有三个层面的研究需要深入进行，有三个层面的问题需要小心求证。

第一、在“背景与前景”层面：我们需要对第二次现代化这一信息技术革命浪潮与全球经济发展新阶段有充分的认知；对信息化与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关系以及信息产业、信息化与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调整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信息资本主义、信息社会、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的机制特征以及数字经济、信息经济、信息产业迅速发展背后的全球经济分工新格局做深入研究。有了这些工作做基础，知其所以然，有甄别有取舍，才能够迈出下一步。

第二、在“定义与目标”层面，有三个问题：一是如何进一步明晰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发展思路；二是如何形成完整合理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战略发展目标；三是如何系统形成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战略决策体系和政策框架。

第三、在“决策与实施”层面，需要研究的是：推进信息化，如何构筑面向信息社会的一体化的领导、管理体系；如何制定系统、合理、开放的信息化发展政策目标和法制环境；如何看待全球信息产业结构调整下中国信息产业的结构调整与合理布局；如何将发展信息产业与推进信息化有效结合并合理区分；如何以信息化带动经济改革、破除垄断、市场开放及国企转制；信息技术杠杆如何促动产业重组、经济结构调整；政府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的推进策略与工作重点应该是什么；如何推进区域信息化，解决中国的数字鸿沟问题；信息产业、信息化发展对资本市场的需求和要求是什么；如何把重点行业的信息化作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作的突破点；如何发挥重大工程的整体带动效应以及实施策略、决策建议；如何处理好政策推动与市场主导之间的关系, 形成信息化的动力机制等。

第四，必须从“新四化”的角度全面反思传统现代化目标体系，从经济变革的高度去认识、指导和实施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宏观战略决策。信息化问题以及目前决策、学术、舆论与产业界都非常关心的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两个现代化的差距问题；所谓数字鸿沟也就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的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数字鸿沟问题是结果不是原因，世界各个国家在以新四化为核心特征的第二次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不同表现，才是问题的真正起因。所以，我们的视角必须从现代化这一更为广阔的现实背景上展开。

问题之所以需要细分，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发展，对中国来讲无疑是一场触及产业、经济深处的数字化变革。必须从机制与创新、机制与经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一些更为实质的层面来提高我们的认识，以此去看待信息产业发展和产业市场化进程等因素之间的关系，去看待信息技术这种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观念、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信息经济与信息社会的底层逻辑关系。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就《数字蓝皮书》丛书及其在中国的出场向读者作详细交代。“The Blue Book of Digital Economy”——作为“信息中国的独立研究读本，数字时代的年度生态观察”，《数字蓝皮书》丛书所要建立的，是信息产业以及中国信息化发展研究的整体视角和系统方法，而不单单像过去那样，仅仅只是从技术或者仅仅只是从文化等比较单一、相互孤立的角度切入。2000年初，作为《数字蓝皮书》丛书的最初尝试，我主笔的《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选择了“三态观察”作为自己的角度。所谓三态观察，就是从产业生态、经济生态、文化生态三个综合维度，解析网络信息技术、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应用及其影响。从那个时候起，我们不仅关注了互联网服务业以及信息产业本身的发展，还探讨了生产力与产业关系、互联网发展与经济改革、价值冲突与权力消费、网络经济与主流经济、信息产业周期与经济大周期、网络信息技术与中国国情、产业发展与市场开放、新兴产业与资本市场、市场网络与资源配置、新兴产业与财富分配、技术新贵与社会阶层、数字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等等问题之间的关系。记得《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当中曾经有这么一句话：撇开利益问题谈互联网是一种梦想，绕开机制问题谈新经济是一种狂想，忽视国情问题谈网络经济是一种臆想，忽略全球化竞争谈信息经济只能是一种猜想，回避传统经济的网络化也只能是一种设想。现在看来，基本的事理并没有变化，就象2001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听到的学术批评一样，有人如此“大胆妄言”：“离开中国的现实国情和社会基础去谈、去发展信息产业和信息化，最终的结果可能流于空幻“。

与《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一脉相承，2001年年初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由本人主笔的2001年度《数字蓝皮书》，想要导入信息产业、信息化、信息经济、数字经济发展领域的整体性系统研究方法，其实是一种类似于本文开始部分所述及的“自然生态观”。我们把自然环境里面的生态系统概念，引入到广阔的技术、产业、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研究中来。其实，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上，这样的“借用”已经有过很多。比如，学者哈耶克就经常把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他借助于一些研究“复杂现象”的学科知识，如生物学、化学和现代协同论、系统论等，来研究包含着无限多要素、相互作用关系极为复杂的社会秩序和行为规则。现在，在具体的分支产业和研究领域，这样的“生态化作业”刚刚开始。产业与社会生态——这就是《数字蓝皮书》丛书尝试建立的信息产业和信息化问题研究的新维度。

2002年，是“生态化作业”的第三阶段。通过对2000年《中国网络经济发展生态报告》以及2001年度《数字蓝皮书》出版后效果的收集和分析，我们在尽量保证内容、风格、指向等方面的连续性的基础上，根据2001年“数字化进程”的新特征和新主题，对以前的框架结构做了比较多的改动。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将《数字蓝皮书》发展成为“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向信息社会迈进路途当中，产业、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生态’变迁进行最独立、最独到、最权威的年度观察的独立研究著作”。信息产业是《数字蓝皮书》的起点，信息化、信息经济、数字经济是《数字蓝皮书》的基点，所以《数字蓝皮书》将始终围绕信息产业的产业结构、市场格局、技术趋势、投资热点等问题展开，并最终像信息技术一样扩散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去，分析那里因为信息技术的有与无所导致的种种变化。

需要特别告诉读者的是：《数字蓝皮书》今后将继续坚持每年出版一次。每一年出版的新版本，内容当然也都是新的。由信息产业专家、知名人士、研究机构学者定期合作撰写，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分析为辅的这套丛书，总体上看更像是一本“蓝皮书”而不是一份市场调查研究报告。此外，《数字蓝皮书》定位于宏观、中观层面，聚焦于产业、商业、经济，不侧重于信息披露的微观性、工具性，而是着重于通过归纳、还原对IT产业、信息社会生态系统的每一次量变与质变做出阶段性的认知和把握。

至于2002年1月推出的最新版本的《数字蓝皮书》丛书，具体由《第四种力量·新四化路途当中的信息化与信息产业生态观察》、《跨越数字鸿沟——面对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第二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新秩序》、《数字红利——对数字经济变革的重新认识与中国回应》等四本构成。

《第四种力量·新四化路途当中的信息化与信息产业生态观察》是整个《数字蓝皮书》丛书的核心，也是每个年度的《数字蓝皮书》丛书常规出版部分。2002年度的《数字生态》从对数字化进程所进行的“三态观察”开始，尝试梳理2001-2001年度日益扩大的信息浪潮对中国产业、经济的多方面影响，解析数字化作为“他者”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对产业、经济的重构与重塑。内容涉及自由资本主义与信息资本主义、信息经济的生态特征与生态冲突、全球化图景当中的信息产业分工、正在到来的第二次现代化、数字化与经济改革新目标、国家之间及社会群体内部的数字等级新秩序、信息扩散促动下的社会多元化等多个分主题。具体章节包括信息技术改造传统经济、重新定义信息产业、改制开放及对外贸易、资本市场和劳动力资源、政策努力及机制难题、日益扩大中的数字鸿沟、数字化黑洞与陷阱等。

《跨越数字鸿沟——面对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是长期酝酿、多次研讨、数易其稿的结果，也是国内迄今以来第一本也是迄今唯一一本系统研究分析数字鸿沟问题的专著。在此，我们也第一次给出了一个完整的定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是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占有和应用程度的不同所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与此同时，分不同章节探讨了数字差距问题的起源、世界各大洲各个国家现状与解决方案、信息产业企业的作用、国内研究现状和政策、各界观点以及相关努力等。在这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值得强调：数字鸿沟问题不仅仅是信息时代的南北问题，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比数字鸿沟更可怕的是观念鸿沟和体系鸿沟。曾经好称与发达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起跑”的中国在“90年代赛程”中已经再次落后。90年代再次成为追赶信息浪潮途中失去的10年。失误的关键在于执着于以工业化为指向的第一次现代化，而没有深刻认识到60年代以来以信息化、数字经济为指向的第二次现代化。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工业经济各个领域的差距有所缩小，但是在信息经济、信息产业方面的发展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了。《跨越数字鸿沟——面对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一书的具体章节包括：定义数字鸿沟、消解数字冲突、改善数字生态、发展数字经济、把握数字机遇等。在本书最后，我附录了数字鸿沟非常短暂的研究历史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从数字鸿沟到数字机遇——世界经济论坛向2000八国集团九州－冲绳峰会提交的建议书》，建议书不仅高屋建瓴、系统完整，而且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发人深思的深刻见解，非常值得一读。

《第二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新秩序》主要是对美国商务部2000年发布的一份题为“数字经济2000”的公开报告的翻译。尽管眼前各种各样的泡沫论四处横飞，信息产业和信息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步入了调整期，但是我们依然坚定的认为：在信息技术发展、应用和社会生产力、生产效率的提升之间，有着历史性的促动关系，信息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历程也才刚刚开始。未来人类社会、商业、生活的形态，将在很大程度上被信息、生物技术的不断创新改变。而《第二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新秩序》，作为这方面的历史性文献，并不因为市场的暂时低迷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恰恰相反，在系统、精确研究信息技术与生产率、IT投资与经济发展、IT产业结构与投资发展规律、信息产业国际分工、人力资源等方面，“数字经济2000”迄今为止依旧是最为经典的读本，这一点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并没有因为时间上的新鲜度不够而放弃它。此书想要告诉人们的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已经不再是“浮现”中的了，它们就在我们身边。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全面跨入一个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时期，这些都是建立在数字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的。在这个新的时期，产生了新的工作方式、新的沟通方式、新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新的社群模式。信息技术的革新可以应用到整个经济和经济过程中。结果就是经济收益增加，而这与提高获取、加工和转移信息的能力息息相关。包含信息技术的软件和硬件的复合革新已经使得信息成为经济价值创造中最重要的基础。在整个经济进程中，信息创造价值的过程是数字经济的核心基础。今天，数字经济才刚刚起步。《第二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新秩序》的具体章节包括：信息技术与新经济、电子商务——数字经济先驱、信息技术产业、信息技术对美国生产力进步的贡献、信息技术劳动力、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贸易、“新经济”意味着什么等。

《第二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新秩序》的第二部分主要从中观、产业、应用层面展开，内容是我们为大家翻译的美国软件业与信息工业协会（SIIA）发表的一份题为《2000：塑造数字经济的趋势报告》的研究专题。报告分析了塑造数字经济的主要产业、技术、商业发展趋势，对快速发展的软件和信息工业，提供了一套简明扼要的整体看法。报告探讨了市场统计、消费者行为、正在演变的商业模式、相关的政策倡导活动以及正在涌现的新技术等几个方面以及六大趋势：这些趋势将很可能改变人们学习、购物、进行商业交易、与计算机交互作用以及访问可靠信息的方式。SIIA利用它在软件和信息行业几十年的领导经验，仔细剖析了这六大趋势，并进行了宏观展望。与此同时，SIIA还邀请了大量成员机构和非成员单位一起提供宏观展望。从而得出了在以后12个月时间里，该行业将如何发展，以及那些受数字经济影响的公司，将得到什么样的好处等方面的结论。在此，我们也对SIIA能够提供给公众的这么一份内容详尽、调查全面、独立客观、案例丰富的报告表示感谢。之所以也把它翻译出来，是因为我们认为：就像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经济2000”报告一样，它们并不是昙花一现的即兴之作，也不仅仅是对狭窄的历史时段产业、市场变化的研究。对数字经济长期以来萌芽、发展、扩张以及内在规律的深入探讨、系统分析，使得它们成为信息产业发展和信息技术扩散历史上最为经典的重要文献。

《数字红利——对数字经济变革的重新认识与中国回应》是我们在2000年—2001年间承接的一组研究课题的最后成果。过去人们关注的信息化对象，更多时候是那些传统行业。而实际上高科技行业的信息化问题一样迫切，甚至更加紧要。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大规模应用，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产业生态环境”当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信息化变量”，产业因此正在面临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生态变迁”。在产业化、市场化、信息化三者当中，信息化是一着活棋，一着既出，全盘皆活。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是国家信息化战略实施的核心要点，以信息化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则是对以信息化带动工业、产业发展这一战略的最好实践。《数字红利——对数字经济变革的重新认识与中国回应》的具体章节包括：专家学者关于信息化如何带动工业化的专题研究文章、信息化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产业化进程观察、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信息化建设现状与问题、中国的战略选择：以信息化带动高新技术产业化、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信息化的突破点：数字园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信息化核心工程：网上火炬、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信息化问题的政策建议等。

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数字蓝皮书》丛书的写作分工：

《第四种力量·新四化路途当中的信息化与信息产业生态观察》的几位作者是：胡延平（第一章和第三章）、沈懿、李志刚（第二章）、段永朝（第四章和第六章）、宋斐（第五章）。

《跨越数字鸿沟——面对第二次现代化的危机与挑战》作者为胡延平。

《第二次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美国经济新秩序》为胡延平负责编译，高红冰指导并作序。

《数字红利——对数字经济变革的重新认识与中国回应》由胡延平、孙煦琛主笔。

其实，这套丛书的出版还应该感谢很多朋友，感谢信息产业界诸多企业精英、相关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者，他们的名字在这里来不及一一列举。总之，与大家的交流、探讨，是所有这些内容最重要的来源。《数字蓝皮书》所要作的事情，就是在噪音当中发现信号，在混沌当中寻找有序。希望我们能够以忠实的记录、独立的观察、系统的思考，对大家每一个的工作有所帮助。

《数字蓝皮书》丛书是集体创作的结果，这也是笔者作为主持从一开始就全力坚持的。深入表里的研究，不仅需要严谨细密的结构，而且需要大量繁复的劳动，每一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专业素养和实地调查研究，都是形成有价值的劳动成果的基础。在这些方面单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交出令人满意的作品的。此外，在信息产业、信息化这一重大领域，如果能够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本着相互契合的价值观一起上下求索，这本身也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对此，我们将矢志不渝；同时，也希望能够有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加入进来，把我们的观察和研究推向深入，为《数字蓝皮书》注入更多新鲜血液、创造活力、科学方法，为中国信息产业和信息化问题研究不断作出我们新的贡献。

最后，需要向读者朋友们致谦的是：我们也经常遇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问题。时常感觉能力有限，有太多信息需要搜集、分析，然而研究的功力以及知识积淀却都还需要加强；此外，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精力有限，日常工作的繁忙劳累近乎于对生命的加速折旧，许多思考的火花和创作的激情时常在疲惫中泯灭，所有的独立思考、进取精神经常被现实打磨的平淡无奇。可能这就是生活，像我们身边的世界一样时常有心改变、无力支配。但是，读者朋友，请你们相信，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努力！2000年，我们奉献给大家一种尝试，2001年，我们奉献给大家一种完整、全新的观察视角，2002年，初具规模和体系的《数字蓝皮书》和大家见面了，2003年，我们将奉献给大家的，将会是真正走向成熟的“信息中国的独立研究读本，数字时代的年度生态观察”。衷心的希望——我们的劳作对您来讲是有价值的。（完）